高職院校擴招與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 馬廷奇
高職院校擴招與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之間既有目標相容性，也存在矛盾與沖突。
歷史也許是有規律的巧合。從1999年我國政府實施高等教育擴招政策，到2019年決定高職院校擴招100萬，正好是20年。1999年擴招使我國高等教育加速步入了大眾化的“門檻”，2019年高職院校擴招成為邁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臨門一腳”。
經驗事實表明，高等教育擴招政策有兩個問題最值得關注：一是擴招的動因問題，二是擴招后的質量問題。就前者而言，無論是1999年還是2019年的擴招，直接動因都與經濟增長放緩、就業需求不足、穩定社會就業有很大關系;間接動因是未來經濟發展對大量高層次人才的需求。就后者而言，質量問題一直伴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整個過程。從政策背景而言，2019年1月國務院發布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明確要求職業教育“由追求規模擴張向提高質量轉變，由參照普通教育辦學模式向企業社會參與、專業特色鮮明的類型教育轉變，大幅提升新時代職業教育現代化水平”。實際上，這主要是針對職業教育發展的質量要求和改革目標而言的。2019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將高職院校擴招作為“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政策工具之一，這實際是針對經濟平穩運行以及穩定和擴大就業而言的。那么，作為經濟發展任務的高職擴招任務與作為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的任務之間是否存在目標一致性?或者說，高職院校擴招與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之間是否存在必然的沖突?這都是在理論與實踐層面需要廓清的問題。
一、高職院校擴招既是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要求，也是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需要
要理解高職擴招與高質量發展之間的關系，首先要弄清高職院校為什么需要擴招，即擴招的必要性問題，以及為什么可以擴招，即擴招的可行性問題。高職擴招的必要性表現在對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意義;擴招的可行性體現在高等職業教育自身教育能力的可承擔性。必要性是擴招的前提，可行性是擴招的基礎。
1高職院校擴招對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必要性
高職教育是就業前的準備性教育，服務產業、面向市場是高職教育的基本特征，因此，高職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聯系更為密切，對人才市場的需求更為敏感。從這個意義上說，高職院校擴招不僅是調控宏觀經濟的政策工具，也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從擴招動機來看，高職擴招是應對經濟環境不確定性環境、穩定經濟增長預期的調控手段，是政府實現經濟發展任務的政策工具?？梢哉f，高職擴招既是經濟任務，也是政治任務，既是政府行政意志的體現，也是教育行政部門以及高職院校必須完成的任務。值得指出的是，政府擴招政策只是高職擴招的外部推手，內在動因是源于經濟社會發展對高技能型人才的旺盛需求。
從總體態勢來看，我國經濟已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于在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發展動能轉換的關鍵階段，具體表現為資金投入和勞動密集型轉向科技和創新驅動型發展形態，新經濟、新業態蓬勃發展，以大數據、物聯網、智能制造為核心的高端制造業、新型服務業占比持續增長，中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低端不斷向中高端攀升。在這種背景下，對低端勞動力需求日趨減少，對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旺盛，由此導致較大范圍的失業群體不可避免，與此同時，高職教育高技能人才的供給能力薄弱，教育能力滯后于經濟發展新需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技能勞動者超過1.65億人，占就業人員總量的21.3%，但其中高技能人才只有4791萬人，僅占就業人員總量的6.2%，與國務院發布的《職業技能提升行動方案(2019—2021年)》提出到2021年底技能勞動者占就業人員總量的比例達到25%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勞動者的比例達到30%以上的目標還有相當差距。從市場供需來看，近年來技能勞動者的求人倍率(崗位數與求職人數的比)一直在1.5∶1以上，高級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達到2∶1以上，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實踐中，高技能人才匱乏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最大障礙。高職擴招可以為新經濟產業，以及現代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現代農業等產業一線提供更多的高素質技能型人才，促進職業教育的供給側結構改革，緩解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失業。
2高職擴招基于高職教育發展現狀的可行性
經濟社會對高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是高職擴招的前提，而高職院校的擴招能力是實現擴招的基礎。據統計，2018年全國共有普通高等學校2663所，其中高職高專1418所，占53.2%;普通高等學校校均規模10605人，其中本科學校14896人，高職(專科)學校6837人，僅占本科學校校均規模的45.9%，無論是高職院校數量還是校均規模而言，都蘊含著較強的承受擴招的辦學資源潛力。實際上，由于本科教育招生規模的持續穩定增長，以及高等教育適齡人口減少，高職院校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生源數量危機，部分高職院校甚至招生人數大于報考人數，錄取不報到率居高不下。同時，近年來，我國高職院校辦學投入持續增加，辦學條件持續改善，尤其是2006年教育部和財政部實施的“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建設計劃”、2010年的“骨干高職院校建設項目”以及省級重點建設高職院校計劃，激發了各級政府和高職院校辦學投入的積極性，其示范和輻射效應帶動了高職教育內涵式建設，高職院校的教育能力和教學質量大幅提升，從而為高職院校擴招累積了豐厚的教育資源和教育能力。
從擴招生源的構成來看，高職院校擴招任務的實現也是有保障的。
首先，傳統生源主要是高中階段畢業生的應屆生源，這部分生源數量是相對固定的，比如，2018年普通高中畢業生779.24萬人，中職畢業生487.28萬人，二者合計1266.52萬人，而同年普通本?？普猩?90.99萬人，二者相差475.53萬人;2018年高考報名人數975萬人左右，與同年普通本?？普猩藬迪嗖?84萬人左右?？梢?，應屆生尤其是中職畢業生仍然是高職擴招的主要生源，這有一個如何挖潛應屆生源的問題。一方面，高職擴招要重點關注中職畢業生，引導更多的中職畢業生報考高職院校，同時要充分挖掘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的普高生源。另一方面，構建更加暢通的中高職銜接機制，取消招收中職畢業生的比例限制，改革招收中職畢業生的考試方式，吸引更多的中職生報考高職院校。
其次，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退役軍人、下崗職工、農民工等報考高職院校，這是首次將非應屆生源納入高職招生的生源范圍。從近年來累積的具有高中學歷的人數而言，這部分群體蘊含著豐富的高職擴招生源。當然，相對于傳統的應屆生源，這部分群體也是更為潛在的生源，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變為現實生源，取決于相關高職擴招配套政策的支持。
二、高職院校擴招與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之間既存在著目標相容性，也隱含著矛盾與沖突
所謂高職教育的高質量發展是指通過有效改革與發展達至高職教育的高質量或人才培養的高質量，既指發展過程的高質量以及發展方式和途徑的有效性，也指發展目標或發展結果的高質量。與此相關還有另外一個概念，即高職教育的內涵式發展。在我國高等教育政策以及學術話語體系中，高職教育內涵式發展主要是與外延式發展相對而言的，是與職業教育數量增長、規模擴大、空間拓展相對應的概念。在擴招背景下，相對于高職教育的內涵式發展，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這一概念更具有解釋力。關鍵問題是，高職擴招與高質量發展之間是否具有相容性，以及二者之間是否存在必然的矛盾。
1高職擴招與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之間的相容性
從發展經濟學的視角來看，發展意味著量的增長和質的提升，也就是說，量的增長本身就意味著發展。當然，職業教育發展不能簡單套用經濟發展的邏輯，但并不意味著數量增長與高質量發展必然是相悖的。
一般來說，在高職院校的辦學資源和辦學條件的教育承受力達到飽和時，學生數量的增長意味人均教育資源的減少，而人均教育資源的減少就意味著人才培養質量難以得到原初的保證。實際上，如前所述，高職教育辦學資源還有很大的擴招承受空間。
同時，從宏觀層面而言，高質量發展與數量增長也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與職業教育結構、人才培養模式優化等因素密切相關。如果說數量擴張對能否達到高職教育的高質量是非確定性的，那么擴招過程伴隨著結構優化、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對高質量發展的推動作用則是可預期的。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高職擴招的意義不僅表現為對于經濟健康發展的意義，而且表現為對建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意義。
從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對高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來看，我國高職教育發展困境主要表現為人才培養的供需結構性失衡。一是人才培養質量的結構性供需失衡。長期以來，大眾對高職教育的認知還停留在分等意義上的“?？啤苯逃?，體現職業教育獨特價值的類型特色沒有得到彰顯，高職教育沒有表現出其應有的不可替代性;二是人才培養的數量結構性供需失衡。主要體現為高職畢業生數量難以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對高素質技能型人才的需要，以及人才市場高素質技能型人才的短缺。
同時，高職擴招有助于打通中職—高職—應用型本科之間的體制性障礙，貫通職業教育體系。一方面，高職擴招可以有效拓展中職畢業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進而拉動中職教育的發展，增加中職教育的吸引力;另一方面，高職擴招可以為應用型本科院校儲備較為穩定的生源，有利于推動地方本科高校向應用型高校轉型，堅持應用型人才培養特色。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高職擴招與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具有目標一致性和相容性。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強調高職教育的高質量發展，必須首先要明確高質量發展到底是對誰而言的高質量。不同歷史時期或經濟發展階段，高質量的標準是不同的，或者說高質量標準的側重點應該有所差異。實際上，高職教育的高質量是相對于當前以及未來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高質量，是供給與需求之間吻合的高質量，離開了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作為參照系，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就沒有了衡量標準。就前所言及的數量標準而言，如果說高職院校人才培養的數量不足，或者說當供給數量遠遠滯后于社會需求數量時，就很難說高職教育仍然是高質量的。當然，數量并不一定能直接轉化為質量，數量的增長也并不意味著質量的提升，因為數量與質量的一致性不僅取決于社會需求能力，還取決于高職院校質量保障能力。高職擴招不僅有利于挖潛教育潛力，克服生源危機，更有利于彌補經濟高質量發展對高素質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從這個意義來說，高職擴招與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之間同樣具有一致性和相容性。
2高職擴招與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之間隱含的矛盾性
高職擴招100萬對職業教育發展的影響，不僅表現在對職業教育體系的影響，引發職業教育大變局，更體現為對高職院校層面人才培養體系建設和發展的影響。實踐中，高職擴招對高職院?，F行人才培養體系的沖擊不僅源于學生數量的增長，更源于生源身份的多元化，這就必然要求入學標準、人才培養模式、質量標準、管理體制、學習方式、就業保障等方面的深層次變革。因此，高職擴招形式上是規模問題，實質上是結構問題。
當然，這種結構不僅僅是指單純的生源結構，還包括組織結構、管理結構、教學結構、師資結構，等等。從結構功能論的視角而言，結構決定功能，有什么樣的結構，就會有什么樣的功能。從邏輯上講，伴隨著高職院校規模的擴張，必然要求相應的結構性變革，進而實現質量提升或保障質量的功能。當然，這種結構性變革不是自動實現的，而是高職院校主動建構、自主改革的過程。同時，這一過程也必然伴隨著變革原有結構并形成新結構的過程。新結構追求的是規模擴張過程中的高質量發展，原有結構代表基于現有規模的質量保障模式，如果高職院校擴招沒有伴隨著結構的變革，那么擴招與高質量發展之間就必然存在著矛盾和沖突。
實踐中，這種沖突或矛盾是多方面的。首先，高職擴招最大的變量是社會生源成為高職院校的在校生群體。與應屆生源相比，社會生源年齡、經歷、文化基礎、社會背景、心理狀態等方面差異性較大，那么在教學組織模式上，社會生源是混合編班還是單獨編班?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實現應屆生源與社會生源之間的優勢融合或互補?這是擴招后高職院校教學組織模式改革所面臨的課題。其次，按照“標準不降”的擴招要求，在堅持基本專業教學標準的前提下，如何建構適應不同生源的差異化質量評價標準?如何打破傳統的一體化評價模式，為不同社會生源創設個性化發展的空間?這是擴招后高職院校不得不應對的教學評價難題。第三，基于應屆生源與社會生源的文化基礎和工作經歷的差異，如何變革單一的主要面向應屆生源的課程體系?實習實踐教學模式、學習方式怎樣進行相應的變革?如何貫徹落實《改革方案》中學分銀行、學分轉換，以及1+X學歷與證書轉換的考核與評價制度?這是擴招后高職院校必須要面對的教學改革主題。
三、以擴招為契機深化高職教育改革,推動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
職業教育作為一種類型教育，高職院校擴招必將對職業教育體系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實踐中，高職院校擴招使得高職教育發展既面臨機遇和也面臨挑戰。機遇是指高職院校擴招本身所蘊含的高職教育改革發展機遇;挑戰是指由于量的擴張所凸顯的制約高質量發展的隱憂。現在的關鍵問題是如何將高職院校擴招“好事做好”，進而推動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
1深化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彰顯高職教育辦學定位的類型性
就高職教育而言，職業教育類型特色不彰，始終沒有跳出普通教育模式的窠臼，是制約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以及社會認可度不高的主因。在擴招背景下，只有強化和彰顯高職教育的類型特征，才可能避免落入規模擴大而質量滑坡的困局。本質上來說，職業的類型特征就是人才培養標準的應用性、服務面向的市場性。
特別值得強調的是，職業教育的類型特征不是政府給定的，而是高職院校實實在在推進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的成果。
首先，堅持探索校企深度合作教育模式。校企合作是職業教育的底色，也是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的核心。高職院校不是要不要開展校企合作的問題，更不是借故合作困難而可以懈怠不作為的問題，而是要把開展校企合作作為高職院校的辦學理念，以及如何通過校企合作彰顯職業教育類型特色的問題。尤其在擴招背景下，更要廣泛開拓校企合作教育資源，積極推進校企合作制度創新，探索引企入校、企業辦學辦專業以及建設職教聯盟、產業學院等校企合作模式，建構適應不同生源、不同專業的校企合作實踐教學體系，實現校企之間的“無縫對接”。
其次，著力構建體現職業教育類型的人才培養體系。在擴招背景下，亟待建立“職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質+職業技能”考試招生模式，為學生接受高職教育提供多種入學方式;通過啟動和推行“1+X”證書制度，以及人才市場招聘制度改革，倒逼高職院校人才培養模式改革，推進高職院校從模仿普通教育人才培養模式向體現職業教育類型特色的人才培養范式轉變。
第三，建構體現職業教育類型的人才培養質量標準?！皹藴什唤怠笔歉呗殧U招的基本要求，也是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底線。一方面，按照“專業設置與產業需求對接、課程內容與職業標準對接、教學過程與生產過程對接”的要求，規范專業設置，嚴格課程與教學過程質量管理標準;另一方面要針對不同的生源，建立機制靈活、模式多樣的實踐教學體制、學習方式、教學模式、考核方式，增強人才培養的針對性、適應性和實效性。
2與經濟社會發展同頻共振，強化高職教育服務面向的區域性
面向市場、服務產業是職業教育發展的基本特征，也是職業教育的基本功能;決定了高職院校必須對人才市場和產業結構變化更為敏感，反應更為迅速;相對于個體發展以及通識教育的需要，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也就是培養學生職業崗位的現實需要是第一位的。經濟發展的區域性決定了高職教育的區域性。這種區域性不僅表現在辦學主體的區域性，也表現在服務面向的區域性。實踐中，高職教育與區域經濟發展具有很強的共生關系，經濟活躍度越高或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高職院校人才培養質量往往就越高，畢業生就業質量和社會認可度也會越高。當然，這并不是說，經濟欠發達地區就不能辦出高質量的高職教育，在擴招背景下，關鍵是要建立高職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同頻共振機制。
發展就意味著結構的轉變，經濟發展如此，高職教育發展也是如此。一方面，政府要根據區域經濟轉型的戰略要求對職業教育發展以及高職擴招工作做好頂層設計，推動區域內高職院校合理定位，使每一所高職院校集中力量辦好與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特色優勢專業群。另一方面，高職院校要主動根據區域經濟發展需求調整專業結構，增設戰略新興產業、現代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相關專業，以內涵建設推動專業升級改造;擴招計劃要優先布局在區域經濟建設急需、社會民生領域緊缺和就業率高的專業，不僅要保障擴招不降質，而且要避免擴招后就業難。
3深化多元利益主體合作教育，強化高職教育辦學模式的開放性
實踐中，高職擴招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招生、就業、培養模式、財政投入、管理體制等方面的系統化變革;從實施主體而言，涉及政府、高職院校、行業企業、人才市場等相關主體利益及其權責關系的變化?，F代職業教育已經成為更加開放的體系，既離不開政府的財政、金融、稅收、政策等方面的綜合支持，也離不開行業企業的協同配合，更離不開與人才市場的密切互動。
實踐中，政府部門之間要密切配合，加大對高職擴招的財政支持力度，擴大高職學生獎助覆蓋面;完善中高職銜接貫通機制，打破中高職之間的體制性隔閡;通過就業市場和評聘制度改革，為高職畢業生營造更加公正的就業環境;著力推進“1+X”制度改革實踐，倒逼高職院校人才培養模式改革。高職院校要將擴招工作置于職業教育綜合改革以及多元利益主體相互協同背景下統籌規劃落實，一方面，高職院校要充分利用相關政策激勵和體制機制改革，整合社會辦學資源，真正與行業企業結成發展共同體、利益共同體乃至命運共同體，讓行業企業真正成為人才培養的主體;另一方面，高職院校要以擴招為契機，瞄準社會需求，構建專業集群發展機制，使教學鏈與產業鏈、崗位鏈深度嵌接和融合，使高職擴招建立在堅實的質量保障體系和人才培養體系的基礎上。
本文摘自《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19年第33期，如有轉載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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